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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1-19 23:35    作者:admin     点击: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经过世纪之交这10年左右的改革和发展,内地高等教育在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发展方面取得了跨越式成就。由此,内地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巩固成果、优化结构、提升水平、增强国际性的新的关键时期,或者说新的阶段。在这个关键时期,最重要的是做强大陆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做强高等教育是当前内地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而质量问题又是做强内地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是最大挑战中的最大挑战。也就是说,要以质量问题作为切入点,来做强内地的高等教育。我的看法是,如果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能够做强高等教育的话,内地高等教育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能够站在世界的前列。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强,我们很可能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低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对最近10年来内地高等教育的成绩简单归纳的话,我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4.适应新时期需要的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已基本形成。我们经常讲到的几个“三”:比如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三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同时并存;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同时并存;大、中、小规模的高校同时并存。这样的布局结构初步形成,而且高等教育结构的重心适当下移也基本得到实现。重心下移是指原来的高校集中在几所大城市、省会城市,而中等城市、地级市拥有的高等学校是很少的,现在基本上普遍了。也就是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高等教育的结构更加和谐,更加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5.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正是基于上述四个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才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从规模上跃居世界第一位大致是这么几个时间:1996年,内地本专科的毕业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是187万人。美国是171.2万人,这是其授予学士学位和准学士学位的人数。但是当时美国注册大学生是1400多万,而内地才700多万,只有美国的一半。到了2002年,内地大学生在学人数已经达到1600万,据了解,总规模超过了美国。到了2004年,内地本科毕业生是148万,据了解,也超过了美国授予学士学位的人数。所以,无论是总规模,还是本科毕业生的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只有研究生的规模比美国少。从总规模上来讲,内地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从台湾来的朋友们可能了解,1949年内地高等学校有205所,在校大学生是11.6万人。2004年底,内地的高校总数是2236所,包括成人高校505所,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2000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1333.5万人,成人本专科在校生419.8万人,在校研究生82万人。可见内地高等教育的规模非常庞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布局结构调整、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问题。大家都说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我们也认为质量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说到永恒的主题,我们可以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质量问题永远都存在。

  第一,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招生数量大幅度上升,招生的规模远远超过生源增长的速度,所以生源质量下降。在内地,很长一段时间,每年高考的录取率大概只有30%左右。1998年是36%,基本上是三个录取一个。到了1999年,录取率骤然上升到49%,2000年达到57.5%。2001年以后全部在60%以上,很多省市达到70%,甚至80%以上。生源的文化素质下降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然这样的情况对于像人大、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没有影响。因为长期以来都只有最拔尖的学生才能进这些学校,而且这些学校扩大的规模不大。因此,扩招对这些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生源质量没什么影响。而大批的学校,包括一些知名学校,生源质量实际上大幅度下降,是指学生的文化素质下降。

  第二,从学校办学能力来看,有两个新情况:一是大批新的高校诞生了。根据正式公布的统计数字,2000年大陆普通高等学校是1041所,长期以来基本上是1000所左右。到2004年,仅仅4年的时间,就达到了1731所,增加了66%。这1731所学校中有五分之二是新学校,基本上是中专升格、“戴帽”产生的。这些学校一开始就大规模招生,从思想到组织,从物质设施到其他各种办学条件准备都不充分。二是老学校的规模大幅攀升。在20世纪90年代初,内地平均每所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规模只有2000多人,1992年只有2676人,1998年全国本科院校平均规模4418人,但是到2003年,则达到11660多人。5年时间,600多所本科院校平均规模达到1.1万多人了,办学条件、办学能力都存在问题。虽然说大发展是好事情,内地一举由“精英教育”发展成了“大众化教育”,大家都很高兴。在扩招的过程中,政府、社会和学校千方百计筹措经费,挖掘潜力,但是跟不上发展速度的需要。生均占有土地面积、生均占有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生均图书资料、生均教学仪器设备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在扩招之前,内地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就已经是紧运行状态,扩招以后没有得到改善,还进一步加紧了。所以,设施紧运行、管理难到位、教学过程粗放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一些新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专业设置、教学方案设计、教学环境设计等等,都不能完全适应过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说到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和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是不是一回事。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究竟怎么看待?事实上,内地的高等学校已经进行了分类,大量的高等学校承担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少数学校还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学术型、理论型人才的培养。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这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但在实际生活中又与之相悖。所有高等学校都自称要办成一流大学,所有高等学校都向精英教育模式靠拢,所以内地过去有种说法“成人不成、电大不电、夜大不夜”,都向普通高等学校靠拢。大陆这几年那么多升格的学校,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本科,办了本科要办硕士,办了硕士要办博士,办了博士还要办博士后,都要搞大而全,盲目攀比。高等教育结构的趋同化、目标的趋同化,与多样化的质量标准是背离的,形成了一种矛盾。在这样深层次的矛盾当中,内地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因此,需要研讨,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需要把诸多大学校长、教授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认真分析质量问题,笼统地说我们的质量没有下降,这是不行的,是不能做强高等教育的。

  第一,要以适当控制规模的扩大为主导,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当前首当其冲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不能搞连续若干年的扩大招生了。但是,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因为经济在发展,每年以7%-9%的速度增长,人才资源要适应,社会在进步,社会组织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城市化进程,内地城市化进程大幅度加快,1952年城镇化的人口只有12%左右,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也只有19%,可是到2003年,则达到了39.1%。在20多年的改革期间,基本上每年增加0.8~0.9个百分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基本上每年增加1.4个百分点。增长太快也有问题。人们预测,未来若干年城镇化依然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现在设想,到2010年可能达到46%。这是199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对高等教育需求就增大了。有专家调查,城镇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农村的18倍。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恩格尔系数在继续下降,城市2003年下降至37.7%,农村是46%,还在继续下降。大家都了解,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意味着对教育需求的增加,也意味着对教育支持能力的增加。这都表明应该继续发展高等教育。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大陆的大学适龄人口在持续增加,高峰是2008年。据统计预测,2008年大学适龄人口将近12500万,现在才10600多万。即使保持现在的毛入学率19%,到2008年,每年在校生规模也得扩大100万。现在的在校生是2100万,还有4年时间,到2008年达到2500万。这几年是大陆高等教育发展非常矛盾的时期。既要抓质量,规模发展也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所以比较难。我认为,现在只能提毛入学率要保持在19%,而不要再追求提高毛入学率。2008年之后,大陆的大学适龄人口将逐年下降,到2020年只剩8000多万了。到那时,大学生在校规模即使保持2500万不变,到2020年大陆的毛入学率也会上升到33.6%,因此不需要再扩大规模了,因为适龄人口减少了,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当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到2500万以后,重点应完全放在提高质量上,不要再追求扩大规模。毛入学率达到33.6%,是符合大陆国情的。

  第二,要加大政府投入。我始终认为,经费筹措体制改革,不管怎么说,政府投入应该是主要的,其他是辅助性的,尽管很重要,但不是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陆到现在为止,整个教育经费的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很低。2002年达到过3.32%;2003年是3.28%,是1995年以来出现的唯一一次下降。如果按照原来定的2000年达到4%的话,那么到现在累计少投入了4000亿人民币。政府投入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大政府投入。现在高等教育的增量部分主要让老百姓掏腰包,政府基本不拿钱或少拿钱,靠这条路发展高等教育是走不通的。

  第三,大力提高师资队伍水平。目前,师资队伍的问题很多。普通高校的师资由原来的40万增加到现在的70多万,但是在校大学生中,本科生增加了220%多,研究生增加了27%多,而教师只增加了78%。生师比已经从1978年的11.2∶1升到2003年的19∶1。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很高了。结构性的师资矛盾更加突出。现在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在全国的比例都是很低的,不适应需要。全国所有高校,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的比例很可怜,只有32%,有博士学位的只有7%多一点。当然教育部、国防科工委和中科院直属的80所学校的水平比较高,但是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也只占60%多,有博士学位的也只占20%多。人大、清华、北大还可以。我校有研究生学历的占80%多,有博士学位的占50%以上。最好的学校也只是这种情况。至于学术品格、敬业精神等,当前也亟待大力加强。因此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非常重要。

  第四,认真研究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体系。比如说,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应有不同的质量体系,有不同的质量标准。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只有多元化的质量标准,才能够把当今内地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解决好。当然,质量应当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不能只讲主观。质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和感情而转移。

  第五,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和谐全面发展。记得爱因斯坦曾讲过这样的话,“让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应该是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这种教育理念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强调学生毕业的时候应该是个和谐的人,并不是一个专家。德智体美怎样和谐发展,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怎样高度统一,按照这样的要求思考质量问题,这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路还很长,要有这样的质量观念。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第六,要坚决彻底地根除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恶劣影响。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曾经在大陆大行其道。我从1992年开始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搞乱了人的思想,造成许多急功近利的现象,把教育当成赚钱的事业,还谈什么质量。有些地方政府正好借助这个理论来甩教育投入的包袱,“增量部分你们找市场去吧”,不投入、不增加经费。

  如果能从这些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我们就能把质量问题解决好,就能做强大陆的高等教育。为了增强大家的印象,使之更加深刻,我最后总结一下:过去我们在改革中发展,进步喜人,成绩喜人,今后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就会前景喜人。要争取这样的前景,有四条警示:教育投入问题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瓶颈;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教育趋同化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恶俗现象;教育产业化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理论误区。

  原载《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5期,作者纪宝成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该文系作者在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25年前,我们尚处于世界高等教育的边缘。25年后,如果有人说我国已经是研究生教育大国,不会有谁置疑;但如果有人问我国离研究生教育强国还有多大差距,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为大家所认同的是培养质量的差距。研究生培养质量差在何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司司长杨卫院士的回答是:知识传授尚可但科学创新不足。研究生教育发展涉及规模、结构、效益、质量等,质量放在最后,是因为质量最重要。提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永恒主题,也是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分析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要算历史账,更要算经济账。从自己多年在研究生教育一线工作的经验,也从目前学位办工作思路的角度,他为我们细细地算了一大笔“经济账”,最后“结账”的方式是:以创新引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记者:您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现在您作为一位主管研究生教育的政府官员,怎样评价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杨卫:我认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差距主要在博士生培养阶段,在硕士生培养质量上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国的硕士生培养比别人多投入了大约1年的时间。我国硕士生教育的培养要求、培养年限同国际惯例有所不同。在培养要求上我们的硕士生必须具备两个能力:一个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主要指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学习要求;另一个要求是有做科学研究的能力。在这两种要求下,我国硕士生培养年限的期望值为2至3年。这意味着硕士学位对绝大多数硕士生是一种“终极性”的学位。而很多国家只是把硕士学位作为一种“过渡性”学位,所以对硕士生只要求具有其中一个能力,需要1至2年的时间培养。现在我国一些高校已经开始缩短硕士生学制的改革,如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在硕士生两年学制培养上取得初步的成功。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介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间,偏重于对科研能力的要求,有课程要求,但课程并不多,明显少于美国的一流大学。美国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对课程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学分很多,每门课程负担重,一个学期尽全力也只能修4门课左右,压力却非常大。如果完全学习的线年才能把博士生要求的课程念完。从以上分析看,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制年限和要求偏于平均分配,在博士生阶段没有体现由于创新的高度要求而需要的较长孕育时间。

  杨卫:我认为,原因主要有四个。其一,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强国相比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与人均GDP达几万美元的国家相比,在研究经费投入上有很大的缺口。其二,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教授的遴选标准与遴选机制与国际上较好大学有较大的差距。其三,我国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水平主要高在知识传授方面,而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延伸成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一个先天不足。其四,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提升。

  杨卫:十几年前,国家教育投入更多地倾向于高等教育,而对于普教更多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近几年,国家、地方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在逐渐加大,目前已经占整个教育投入的63%以上,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与此同时,对高教投入的百分比则回落到23%左右。这说明我国国民教育的整体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首先,在政府的投入上,体现了从高教拉动向普教推动的逐步过渡,照顾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义务教育是公益性的,应该更多地由国家投入;而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实行成本分担是必然的。对研究生教育来讲,其成本也应该由国家、学校、导师和研究生四方共同分担。国家分担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按照国家急需目标定向的研究生,比如国防生、艰苦行业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另一种是对未来工作单位尚未确定的研究生,通过对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投入来进行支持。第三,要确立教育公平的理念。目前,许多学校的研究生实行的是事实上的双轨制,而自费生的比例正在不断攀升,已占40%以上。划分公费和自费的标准多看研究生入学的考试成绩,并没有考虑学生入学后的表现以及对研究工作的参与程度,“一卷定终身”。因此,双轨制不是科学的成本分担。只要入学考试成绩好,费用就由国家、学校、导师承担,这有失教育公平,仍旧是高考制度的一种延续,使应试教育上推到研究生教育阶段。

  记者:社会上一谈起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双轨变为单轨,往往就认为成本分担就是收费。对此,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杨卫:我们改革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成本分担,而在于推进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的全面创新。通过双轨制改单轨制,通过成本分担比例,将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学术研究投入和产出挂钩,有利于调动研究生导师的积极性,有利于调动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更好地体现国家、学校、导师和研究生本人的受益特征,并逐渐实现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动态平衡。

  记者:改革培养体制,关键在于调动研究生及其导师的积极性。在您看来,应怎样改革现行的研究生教师指导制度?

  杨卫:我体会,导师制应当包括导师负责制和导师资助制两层含义,即导师负责和资助制,更加强调导师责、权、利的结合。导师不仅要对学生思想、业务等负责,还应提供一定比例的费用资助研究生完成学业,使研究生能力的培养和导师所能做的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有更大的投入。更大的投入也会激发导师更强的责任心。现在导师只需要负责学生生活费的增量部分,而国家负担基本的部分,导师的投入在成本分担中仅占一小部分。如果导师的投入在成本分担中占比较重要的部分,就会督促导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强对研究生的指导,使其早出成果出好成果,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外导师科研经费的大部分是用来支持研究生的学费、生活费、暑期工资以及进行科研所需的水电费、运输费、管理费等等的。他们所对应的成本分担实际上是全面的分担,如果研究生不很好地参与科研,就有失去资助的可能,导师的科研任务也会受到影响。

  记者:现在学校对于研究生在学期间提供助研、助教、助管“三助”岗位,实施导师负责和资助制后,“三助”制度怎样改革?这种改革的意义何在?

  杨卫:与导师负责和资助制相匹配的就是全面推行三助制度,其中,助研占很大一部分。助教和助管的岗位是有限的,是由学校的规模、管理需要决定的。而助研直接同导师的科研经费挂钩,导师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越多,可以支持的助研岗位就越多。研究生有切实利益在里面,就可以激发其更好地投入到研究中。研究生获得助研岗位的情况应随着参与科研的努力程度有所改变。如果学生没有做好助研工作,导师就可能不再提供助研岗位。这种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也就不用平摊给导师,主要用于在学校建立研究生培养基金,由导师向学校申请。通过这种基金的机制还可以协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经费均值的不相等。要使学校提供“三助”岗位的最低比例成为进行宏观调控的一条杠杆。这可以通过三项措施来保证。一是先期保障措施,确定学位授予单位“三助”岗位的最低比例。对奖助学金的比例也要有一个控制,以区别不同的力度,如全奖,单项奖,部分奖等。二是过程反馈措施。对研究生培养的过程应反馈,每年公布高校“三助”岗位实际的百分数,接受政府及各方面的监督。这对研究生报考录取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高校“三助”岗位的比例同样也可以作为研究型大学的一项测度指标。三是后期修正措施。对“三助”岗位百分比偏小的大学,国家就可以在今后下达研究生指标时减少它的招生名额。我们现在研究生招生规模基本上采取按比例增加制度,即在培养单位前一年的基数上按照平均增长率加以分配。这种方法使招生基数大的学校,永远多招,而一些新增的培养单位因为基数小,永远处于劣势。我认为,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要从按比例增加改为按资助力度控制。这个修正措施会产生一种连带效应,对不能提供助研岗位的导师的大量招生会产生很大影响。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在目前已经没有意义,应在规模渐进、小幅增量的调控下实现结构的调整

  记者:自1999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年均30.2%的速度快速增长,2005年增长势头有所回落。您怎样看待我们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

  杨卫:我们以前讨论规模,往往单纯谈发展速度,将来要达到多大规模,是一个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规模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来确定研究生教育可能达到的规模。按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我国人均GDP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研究生发展的最佳规模到底多大呢?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许多同志曾作过很好的预测。我想从另一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目前我国的教育规模分布,2004年初中生规模是2300万,高中程度段(包括中职)的规模是1380万,是初中生规模的60%。其中,820万普通高中生进入高校的有447万,超过一半。这447万大约一半是本科生。今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37万(其中博士生是5.4万),占本科大学生的15~20%左右。其次,我们再来看人口出生规模。2004年的出生人口是1700万,比当前的初中生教育规模少600万,说明初中教育的能力已经大于出生人口。综合这两方面的数据,就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预测。2004年新出生的人口到2020年正好进入高中阶段,即2020年上高中和中职的最多可能的人数也就是1700万。因此,预期到2020年,高中和中职规模达到一比一的线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高中规模在这16年里只需要增加30万,中职规模可能需要增加近300万。这样,到2020年,高中规模有850万,假如有60%上大学,约510万左右,只需比现在447万再增加63万,而如果每年增加5%,16年就要增加将近一倍,高中生100%都招进来也不够。事实上我国大学经过前一阶段的扩招后,规模上基本是一步到位了。到2020年,500万上大学的人中250万本科生。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一个比较合理的需求结构是1∶5,如果20%的学生上研究生,也就是每年约50万左右上研究生。今年的规模大约有30万,到2020年肯定能达到50万。这50万研究生里又分为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型学位研究生。随着专业型学位的增加和学术型学位的减少,可能会达到20万学术型的,30万专业型的研究生。如果20万年学术型学位研究生中30―50%念博士,到2020年,博士生招生规模会达到每年6-10万,而我国目前的规模是5.4万。所以,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在目前已经没有意义,而应该在低于GDP增长的水平下,进行规模的渐进,并在小幅增量的调控下实现结构的调整。

  记者:研究生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调整,主要涉及哪些方面?怎样实现研究生教育结构的调整?

  杨卫:研究生教育的结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类型结构、学科结构和管理结构。类型结构主要是指学士学位和专业学位之间的比值。我个人认为,对学术学位的重点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同时要提高专业学位的比值。在美国,博士学位中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的比值大约是1∶2,硕士学位授予中,专业学位所占的比值约占86%,学术型学位占14%。这种结构和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有很大的差距。造成现在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前一段我们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补充各个学校的师资力量,为科研机构补充研究人员。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科研单位人员需求的饱和,以后的发展可能会着重提高专业型学位的比值。同时也要着力研究发挥专业学位特色、提高专业学位授予质量、增加其中全日制部分百分比等问题。学科结构主要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目录来解决。我们目前的学科专业目录是1997年确定的,国务院第21次学位委员会上把调整学科专业目录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今年准备启动。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要体现几个原则。一是学科专业目录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过渡,弱化刚性而增强柔性。可以先柔化末端,使得二级学科先变得不那么刚性,利于跨学科的连接和交叉。现在已经允许一些学位培养单位在一级学科里自主地设置二级学科。二是保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目录对学科领域的覆盖要全面,但要留够出口以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为将来的发展留有余地。三是在保持特色的前提下与国际接轨。四是和本科生的专业目录相衔接。两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可以画出一个路线图:即本科生学科目录中的几个专业怎样转到研究生学科目录中的一个专业上来,或者本科生学科目录中一个专业怎样转到研究生学科目录中几个专业,或者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也体现高等教育的连贯性。五是实现不同的学科、门类的均衡。六是统筹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型学位。

  记者:在研究生教育规模仍以一定的速度增长的情况下,管理模式应该怎样来改革呢?

  杨卫:管理结构主要涉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问题。目前,研究生教育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集约式管理模式,即研究生院模式;一种是松散式管理模式。研究生院管理模式的行政管理更强一些。分散式管理以导师、院系管理为主,学术权力更强一些。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均指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上升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增加,使集约式管理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一个学校研究生教育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研究生院这种管理模式。目前我们集中在有研究生院学校的研究生占60%以上,到2020年在校研究生将达到150万到180万人(也有预测说是220万到260万),也就是说大约要有100万以上的研究生接受这种集约式管理。但每个研究生院的规模不可能太大,有一个隐形的上限在起作用。如果一所学校的研究生规模过大,如超过1??5~2万人,导师的指导能力就不能承担,就会贫化导师的培养能力。有数据显示,现在研究生院导师人均指导博士生5.6人,指导硕士生5.7人。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所以有研究生院的学校在研究生规模到1万多人后也就不会再扩招了,但将来要有100万研究生集中在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可能需要有80~100所有研究生院的大学。现在有56所研究生院,院均规模大概是7000~8000人,这个平均数还在增加。未来十几年里,研究生院的数目也可适度增加,每5年可以增加10所左右。研究生院的审批是一个行政许可项目,行政许可项目要有一个公布的标准,不能暗箱操作,还要有透明的遴选机制。今年我们将在这方面制定科学的标准和遴选机制。同时还必须建立一个监督体系,体现政府的作为。

  记者:从规模的快速扩张转向结构的调整,最根本的动因是质量,您觉得应怎样来抓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杨卫:教育部提出的八字方针:巩固、深化、提高、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培养质量的。抓本科生教育质量和抓研究生教育质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科生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传授知识,抓本科生教育质量主要是抓知识传授的质量。高教管理部门要理出某一个学科内有几个知识面,每个知识面有几条知识线,每条知识线上有几个知识点,学校必须确保把这些面、线、点有效地传授给学生。通过教学评估我们可以检查传授质量。这些知识面、线、点仅限于现有的知识。此外,本科生教育还要求素质能力,这可以通过各种竞赛、课外活动,把这些知识点能够融会贯通,加强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研究生教育也传授知识,同时在此基础上要指导研究生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后者是关键。传授与创造的关系非常独特。其一,对于研究生来讲,他学到了300个知识点,不如创造0.01个知识点。我们现在一个知识点大概是一门课里的一章,我们能创造出0.01个知识点,已经是很大的贡献了。其二,怎样才能创造知识点?我们不能凭空创造,还必须在现有的知识点上创造,所以研究生还必须接受现有的知识点,走到前沿,然后才能创造。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研究生的质量工程就是教育创新的工程、知识创新的工程。

  记者: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是遵循怎样的思路来制订的?研究生教育创新需要哪些要素?

  杨卫:研究生教育发展形势促使我们应该有所作为,除了导师面对面的、手把手的指导外,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激发研究生培养中所有环节的活力,形成一系列更有利于研究生创新的培养方式和培养体系,从而全方位、立体化地营造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环境。电脑有一个硬盘,类似人脑。但是电脑读取硬盘的数据和我们读取大脑里的知识有很大的不同:计算机读取数据,存的是什么,读取的就是什么;人类从大脑里“读取”数据,每一次都有所不同,都牵涉到潜移默化的创造,一个重新组合创新的过程。所以说,创新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现在有很多认知科学,如脑科学、神经科学的学者都在研究创新的过程。我想,有八个要素与研究生的创新有联系,也正是围绕这八个要素制订了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第一,要创新就必须进入学科最前沿,并且还要善于发现问题、加强和其他学科交流。因此我们采取了四项帮助研究生尽快进入前沿的措施:从暑期学校中得到名师的指点、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访学计划、信息文献计划。第二,要掌握研究方法,特别是分析方法。如组织一些提高研究生分析能力的竞赛活动,这些竞赛应该和本科生的数学建模等竞赛活动不同,不强调技巧,而是强调思路和创新,是无答案的,但可以有专家组来评判其优劣。第三,要形成创新意识。研究生自己必须有创新的冲动和创新意识,要有原始创新意识、步入式创新意识和借鉴式创新意识,特别是要有跨学科进行创新的意识。第四,要形成一个激励的环境。现在的创新环境还仅限于技术层面,或者是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上,缺乏促进原始性创新的环境。创新计划在努力营造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已经批准了多个研究生创新中心和多学科的创新基地,使得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够进行跨学科的交流,搞一些风险比较大的、有挑战性的、适合年轻人特点的项目,如学校建设一批创新实验室,组建学生创新团队等。要想让研究生创新,还应该有一个到晚上都能够灯火通明的氛围,让所有的研究生晚上都愿意在实验室里非常高兴地、非常投入地进行工作。第五,要使研究生处于高激发态。一般来讲,我们思考一个线性的问题,路径是比较确定的,如果思考达到一种高度非线性状态,这时候意识上就会出现一种混沌,然后许多问题在头脑里就会涌现新的联络、新的思想,浮想联翩,创新思路可能就此产生。怎样让研究生处于高激发状态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首先要有明确目标,不能泛泛而谈。其次还要有激烈的讨论,形成围绕目标天马行空的思维。所以,我们资助了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按照不同的学科门类、新的生长点来进行组织的。已经进行了两年的实践,逐步摸索出了规律。一开始学科过宽,大家做做报告就行了,没有引起讨论。以后要更多地引发博士生之间的热烈讨论。第六,要进行专注性的思维,实现核心式的突破。轰轰烈烈一阵子之后,必须有一段静思的时间。一般人想问题可能持续10―20分钟就想不下去了,转念就想别的去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可以想几个钟头。只有这样专注性的思考,才能深入到一个问题里去,才能找出在哪些方面可以产生突破,使自己的思维境界有所提高。第七,要演绎推广,交流切磋,然后是跨学科推广。第八,把创造结果和发明排序、清晰表达、总结和升华。还要有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意识,也就是要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方面的教育。

  记者:研究生创新计划的实施已经有两年多了,今后如何推进或有着怎样的定位?

  杨卫:创新计划起步规模的并不是很大,每年支持的经费大概是2000万左右,总规模仅相当于两个“973”项目。但教育部非常重视,带动了许多学校、学科的发展,其投入、产出是比较高效的。对于今后实施创新计划,我们的基本定位如下。第一,要把创新计划做成一个品牌,不能搞砸质量。形成品牌的一个标志就是各个学校的自愿积极配套。所幸各个学校对此事非常支持,有许多项目是1∶10的配套。第二,要做成系列。第三,要把这些项目做成汇聚人才的高地,形成凝聚力。例如重庆大学落实创新计划后,报考的人数迅速增加,还专门建了一个创新大楼,里面是人气很旺。第四,要进一步规范创新项目申报和管理,形成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程序,我们已经成立了有关的专家组。第五,通过项目申报,各个研究院之间可以形成开展良性竞争的氛围。第六,要辐射到非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创新工作。在一定时期,可以找一些非研究生院的学校参与此事。第七,吸引其他部门和社会对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支持。第八,要吸引舆论的正面报道。明年我们拟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大会,我们希望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能成为这个会议的亮点。

  2004年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年,同时又是高校科技创新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高校科技工作在发展战略研究、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等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优秀创新团队和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召开的2004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上,连续空缺6年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分别被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和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院士带领的课题组所摘取,足见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已在逐步持续增强。

  目前,高校科技工作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高校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强化了科技工作的支撑作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凸显了高校科技创新的优势;国防现代化和国家安全要求高校科技工作作出新的贡献;科教兴国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国家振兴科技、教育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为高校科技工作提供了新机遇。但是,在高校科技工作快速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很多困难,甚至有一些将长期存在并更加突出的问题。

  一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体制上的分离仍然是制约高校科技发展的首要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建立了庞大的独立于高等教育和企业之外的研究院所系统,造成了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分离。高校长期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科学事业经费专门的支持,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明显影响了师资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制约了高校特色的形成,造成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匮乏和难以聚集的局面。体制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是阻碍我国科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是高校科研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需要创新。尽管目前我国高校科技工作的组织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基地建设方面,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及省部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初步形成了体系,但是由于学科面过窄,科技创新链没有很好形成,承担重大科技任务能力弱,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另外,在分配制度、激励机制以及科技评价体系和管理队伍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与现代科技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都影响了重大科技目标的实现和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如果我们能够适应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教育结合日趋紧密的发展趋势,大胆地进行高校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技资源整合,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形成相对的体制性、结构性优势,不仅能有力地促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稳定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是拔尖创新人才不足。人才集中原本是高校突出的优势之一,但在当前科技全球化以及国内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从高校科技人才状况与国际人才竞争态势上看,人才问题仍然是高校科技发展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各种人才计划培养、引进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人才,但是顶尖人才的匮乏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更是紧缺。高校、独立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将形成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如果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滞后于经济、科技体制的改革,也必然影响高校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和稳定。

  四是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缺乏自主的科研经费导致了高校科研工作的趋同,进而在一些领域形成恶性竞争。在科技投入方面,高校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主的科学事业费。自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我国的科学技术在改革中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高校的科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使得国家对高校科技工作的支持全部改为竞争性拨款。这种状况实际上导致了几乎所有开展科技工作的高校不得不围绕着国家科技经费的投入导向转,奔向国家科技经费投资的领域和科研方向,必然形成科研工作的趋同。趋同则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除高校与研究院所的竞争之外,高校之间越是趋同,相互间的竞争也就愈加激烈,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对发展非常不利。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线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构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提高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建设,整合科技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建设创新文化,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国防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新突破,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新贡献,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

  1.深化高等学校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机制创新。进一步创新运行机制、完善管理制度,逐步形成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具有各自优势特色的科技体制。保障多学科队伍的凝聚、多学科综合问题的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与集成的有效链接,从而更好地解决重大综合性科技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实行分类指导,确立不同的评价标准,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高等学校的改革创新要抓好“一个重点”和“三个突破”,即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为重点,实现人才制度和政策的创新、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性变革、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的“三突破”,其实都与科技工作密切相关。从目前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情况看,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家对科技的投入仍将以重大项目、重大专项、重大工程以及重大战略性产品为主,因此,必须推动科技工作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提升高校承担这些重大任务的能力。通过资源整合,有重点、有选择地形成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在这些地方采取特殊政策,以新的机制,吸引和凝聚一批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及其团队,以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为目标,以创新的机制为动力,不断产生重大科技成果。

  2.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根据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建设以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的研发平台,以行业共性技术、产品开发和技术转移为主要目标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以公共服务和科技资源共享为主要目标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和公共服务三类平台为主体的高等学校创新平台体系。积极推进高校国家实验室试点,组织协调国家实验室培育基地的建设。加大国家实验室建设与产业界合作的力度,加强未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校、特别是原行业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组织推荐。启动新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作,加强地方高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商,建设、筹建、培育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建设一批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强化体制和机制创新,重视创新文化建设,整合存量资源,完善创新平台体系。

  3.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强对高等学校拔尖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培养和支持。继续实施创新团队项目和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力争培养和汇聚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骨干,带动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的提升;积极探索以创新平台、重点科研基地、重点学科为依托,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重大项目牵引、凝聚学术队伍的组织模式,形成一批优秀创新团队,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在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支持的基础上,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创新群体推荐工作,同时积极争取有关方面对高校研究群体的支持,争取实现创新研究群体的新突破。

  4.加强战略研究、培育高校竞争优势,争取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以国家和高校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为依据,进一步加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深入研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原行业院校的特色和优势,承担更多的国家科技任务,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多作贡献。加强科技资源的整合集成,引导和培育一批提升国家未来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重大项目。通过科技创新工程引导资金,每年遴选资助一批有望成为国家“973”项目或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课题,跨校合作的重大课题以及国际合作项目。推动学科交叉创新,提高高校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竞争力。希望三五年以后,能够有所成效,逐步使高校成为实现国家目标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研究的重要基地。

  5.促进产学研结合,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通过联合、共建、融合等方式,加强与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多种形式的合作,广泛开展人员交流,合作研发,合办科技创新机构、人员培训机构等,形成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积极建立与企业、科研机构之间有效的联系渠道,积极参与建设以企业为核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技术创新体系。会同科技部争取对大学科技园的支持;积极探索,改革创新,不断推动高校科技企业的健康发展。

  6.完善服务体系,继续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抓住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机遇,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科技工作现代化,并以此为基础搭建教育科研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强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成果信息、科技期刊信息、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体的数字化科研信息资源平台,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和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推动教育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继续实施中国教育科研网格计划(ChinaGrid),促进其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完成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 CERNET2的建设。启动CNGI驻地网建设,为接入用户和示范工程项目提供基本网络服务。组织高校参与CNGI中关键技术攻关、重大应用示范等项目的竞争。建设若干有特色的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并按学科门类整合资源,为搭建系统性、先进性、可持续性的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奠定基础。完成CERNET“十五”“211”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CERNET升级扩容,建设与完善主干网安全保障体系、重点学科信息服务体系。推动教育信息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国家标准的制定。

  7.健全高校国防科研管理机构,推动高校国防科技工作。在国防科技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国防科研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逐步在有条件的高校建立国防科技研究机构,加强基地建设、完善政策环境,提高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竞争力,是今后高等学校军工科研发展的一个方向。争取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的进一步支持,联合培育一批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对目前已具备条件的,将通过共建方式先期启动部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同时,根据各高校承担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实际情况,支持以多种方式建立一批军工科研生产基地。今年将全面推动高等学校军工科研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保证体系的审核与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保密资质的审查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审核与认证工作。

  8.积极推动地方高校的科技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地方高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高校,是当地开展科技创新的中心。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状况,认真听取地方政府、地方高校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意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研究出台《教育部关于加强地方高校科技工作若干意见》。多方面争取对地方高校的支持,尽可能地为地方高校发展多做实事。由于我国财政体制的关系,一些由中央财政支持的计划、项目,如博士点基金等长期未向地方高校开放。在财政部的支持下,从去年开始,博士点基金向地方高校开放并将逐年增加力度。同时还通过部省共建的方式进一步增加地方高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以及教育部科技创新项目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支持。此外,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继续推动高校科技管理队伍的建设。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于2004年8月4日―10日在北京成功举办。国务委员陈至立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教育部直属高校,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所属院校,进入“211工程”的地方高校和国家重点支持建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部分高校,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高校的129位校长参加了论坛。13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知名大学的校长和专家应邀出席了论坛。本届论坛的举办,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浪潮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加快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受到了中外大学校长的高度重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本届论坛是继2002年教育部成功举办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后又一次国际高等教育学术交流盛会。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本次论坛,成立了论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从2003年3月开始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周济在第二届论坛筹备工作启动会议上根据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高等学校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确定了“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和“大学科研与科研成果转化”为本届论坛的两大主题。为了把这一届论坛办得质量更好,水平更高,使大家更加满意,更有收获,教育部多次组织京津地区的部分大学校长举行座谈会,征询他们对论坛举办方式和研讨主题的意见。论坛筹备领导小组,组织教育部有关司局以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精心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本届论坛始终贯穿“启迪领导智慧,憧憬大学未来”宗旨,与上届论坛相比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是论坛主题更加明确凝练,更具针对性,中外大学校长紧紧围绕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和大学科研与科研成果转化这两个主题,交流、研讨各国高校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很多具有价值的观点。二是邀请的国外大学更有特点,中方参加论坛的大学类别、层次更加多样化,因此中外大学校长的演讲和交流所涉及的内容更丰富,更有针对性,更具学习借鉴意义。三是中外大学校长之间、中方大学校长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探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入。

  论坛活动形式以大会演讲为主,同时在演讲前后组织各种形式的小组研讨交流活动,并安排了讲坛对话等活动。中外大学校长大会演讲及小组研讨交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大学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浪潮。经济全球化趋势及知识经济浪潮使包括人才在内的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对现代大学提出新的使命,大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水平大学建设要站在全球化高度,把握机遇,谋划发展,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的竞争力,保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大学发展战略的选择。主要内容有:大学发展战略不能脱离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大学与国家、社会及人的发展关系,不同类型大学发展战略选择,实现战略目标的重大行动和举措,大学如何制定发展战略,等等。

  大学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主要内容有:大学科研战略布局,科研资源的有效组织模式,科研资源的有效开发,大学科研创新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国家加强科研资源统筹管理的政策建议,大学科研与社会资源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主力军、生力军、方面军作用,等等。

  大学学科建设及人力资源开发。主要内容有:学科建设是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关键,交叉学科的融合与创新,学术组织的构建与创新,如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学科建设重点,面向世界吸引高水平教师与开发校内人力资源,深化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等等。

  大学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内容有:统筹协调大学职能,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加强与工业企业界的合作,创办科技园区,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良好的服务求得地方政府及企业界的支持,等等。

  为了充分发挥论坛的聚集效应和协同效应,深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特别是在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围绕论坛的主题,论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设计了6个专题研究课题。在论坛期间,中方校长相应分成6个小组,将论坛研讨主题与6个专题研究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与外方校长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研讨,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论坛结束以后,专题研究工作将继续进行,计划2004年年底完成6份研究报告。

  举办中外校长论坛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学习研讨的有效形式,是一个高规格、高水平、高效益的研修班。参加论坛的许多国外著名大学校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深有感触地说,通过参加论坛,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很大启发。

  牛津大学副校长麦克米伦说,论坛研讨的开放性和教育部为中国大学发展殚精竭虑的程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大学的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和大学领导人的紧密合作。我相信有今天所奠定的基础,在未来几十年内就会有中国大学名列在世界前20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在留言中写到,十分感谢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个独特的国家及其高等教育的积极变化。

  英国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教授说,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是一次美好的经历,学到了许多东西,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所展示的活力和取得的进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这次论坛,许多国外大学校长表达了加强与中国大学交流与合作的愿望。如,法国巴黎十一大学校长贝塞里尼教授和前校长夏皮萨教授认为,中国拥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大学,其中也不乏在世界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大学,并且这些大学建设得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法国大学与中国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参加论坛的中方校长对论坛举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的校长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是中外大学之间的一种高层次交流,不同于一般的参观访问,它提供了中外校长相互学习交流、深入探讨、相互启发的机会。

  有的校长说,参加论坛可以说是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峰体验。在短短的几天中,各种类型的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进行了不同内容的演讲,从中得到了很多收获。

  有的校长说,这么多中外大学校长聚集在一起,集中探讨学校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既有治校经验的交流,又有办学思想的碰撞,对提升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有的校长说,举办这样的论坛非常必要和及时,为大学校长向国内外同行学习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对我们贯彻实施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切实制定好学校的发展规划具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参加论坛的中外大学校长一致认为,通过中外大学校长的交流,感受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气息,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一是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浪潮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学必须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思考和制定学校发展战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二是大学发展战略的制定离不开各国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国情,必须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围绕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追求卓越,打造品牌。三是适应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大学必须科学定位,合理谋划,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强化优势学科,创新交叉学科,重视科研和师资队伍建设,以特色和优势取胜。四是大学必须以服务求支持,以质量求发展,把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职责。五是大学必须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吸纳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基于上述认识,参加论坛的中方大学校长们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路以及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共识。

  1.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分层次、多类型的,不同的大学要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从国家利益看,必须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的需要。但对大多数大学而言,需要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环境特点、学科特色、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本校的发展战略规划,不能盲目地追求“大而全”。

  2.建设世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的关键是学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经验证明,每个学校都应该立足自身的实际,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少为,整合学科资源,博采众长,创新交叉学科,突出社会急需的新学科建设,形成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各个学校都要重视学校人文环境的建设和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3.加快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步伐,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高等学校的发展要注意处理好“大楼”和“大师”的关系,把超常规引进高水平人才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这是各国有作为的大学校长的共同经验。当前我国高校必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真正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具有激励作用的科学管理机制,加大教师培养力度,既要重视人才的引进,也要重视校内人才的培养工作,力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4.要积极推进大学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加强制度建设。这是高校科研工作进一步提高的核心。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高水平大学要保持领先,后起之秀大学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都要正确处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政策导向和评估体系要更加注重鼓励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加强团队建设,注重培养研究生以及本科生科研能力。大学的环境与制度建设要有利于尖端科研成果的研发和转让,有利于领军人物的成长,有利于团队的形成。通过政策与制度,引导大学在知识创新与技术发展方面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5.要重视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大学职能。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都在重新思考大学的职能。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等职能,各项职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发挥大学职能时,要系统思考,精心谋划,全面统筹。我国的实践证明,高水平大学应加强与地方和企业的科技合作,利用其优质资源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以贡献求支持,以服务求发展。

  6.大学要通过有效的途径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少国家的经验证明,高校创办科技园区和高科技企业是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要根据各国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模式。当前我国的企业自身研发能力比较低,这给高校科技研发和创办高科技企业以难得的历史机遇。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经验证明,依靠高校的科技研发优势,可以将高校科技企业办成科技研发平台、孵化平台、创业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关键是要加强领导,明晰产权,规范管理,形成高校随时可以从企业“退出”的机制,形成孵化与放飞相结合的机制。

  与会的中方校长在总结论坛收获体会时,许多同志认为,通过这次论坛,我们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及管理经验有了更多的认识。全面总结这些成果,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进行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就一定能在国际高等教育改革潮流中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并形成独特优势。

  钟毅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出版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

  “到9月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圆满完成了国务院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在日前召开的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发言让很多人舒了一口气。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在200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当周部长传达国务院“达到或高于2003年同期水平”的任务时,与会代表们坦言压力太大,一些同志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一语道破:如果2004年能实现“软着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因为这一两年来大力推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改革,新政策、新机制能不能发挥良好作用,2004年是一个检验,同时在毕业生如此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如果能实现不低于2003年的就业率,未来的各种困难有什么不能克服呢?

  如今,2004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已经落下帷幕,2005届毕业生就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04年就业工作不仅完成了量化的预定目标,还在建立毕业生就业长效机制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可喜的变化。

  尽管人们对于目前就业率的统计是否准确和科学存在争议,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就业率毫无疑问是衡量就业状况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280万人,较2003年增加68万人,增幅达32%。截至9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比2003年同期增加3个百分点,实现就业人数204万人,比2003年同期增加56万人。其中研究生就业率为93%,本科生84%,高职(专科)生61%,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比2003年同期增加了6个百分点。这个被一些人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现实。

  在社会需求没有太大增长,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下岗职工、高校毕业生“三峰叠加”,毕业生总量净增68万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是什么?

  在众多的原因当中,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新政策、新机制作用的发挥是最重要的。国务院、教育部为一个年度的就业工作开了两次全国性会议,这样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加强领导、统筹协调、破除障碍、拓宽渠道”的指导思想切切实实落到了实处。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健全了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其中有19个省建立了地市级领导协调机制,28个省市建立了就业工作定期报告制度和毕业生就业率公布制度。

  高校在促进毕业生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004年普遍实施了“一把手”工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就业工作动员早、部署早、落实早,为毕业生双选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良好的服务。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各个相关部门的配合与支持。200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部际联席会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共青团中央等10个部门按照部际联席会议的分工和各自职责,在构建政策体系、培育市场、提供就业服务等方面通力合作,形成了一股合力。

  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大学生就业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指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为推进大学生就业采取了7条具体措施,如在高职院校以及部分本科高校毕业生中开展职业资格培训工作;专门收集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信息,组织召开供需见面会;选派优秀的职业指导师,协助高校开展职业指导工作;在大中城市的劳动市场开辟针对高校毕业生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服务窗口,提供职业介绍、求职指导等系列服务;为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提供创业培训、项目开发、小额贷款、税费减免、跟踪服务等一条龙服务;开展青年职业见习试点工作;为进行失业登记的毕业生提供免费服务等。

  人事部拥有较大的人才市场网络,针对2004届毕业生,人事部组织举办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通过现场招聘会和“中国国家人才网”等网站为供需双方提供服务。人事部组织召开的“全国人才交流大会”,专门收集了大量针对应届毕业生的信息,并向几乎所有高校发布了宣传材料。

  12月上旬,针对2005届毕业生,人事部组织举办了“全国人才市场第二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在全国各地共举办93场现场招聘会,参会招聘的单位超过1.36万家,招聘人数达25.8万人;全国共有132家人才网站参加“服务周”网络招聘大会,为6300多家用人单位发布了招聘信息,提供职位数28533个,招聘人数14.3万人。人事部还于12月1日开通了人才市场公共信息网,免费为高校毕业生、军转干部及部分公派留学生求职提供市场需求信息等服务。

  共青团中央在组织选拔西部志愿者、组织青年进行创业培训方面与教育部密切合作,工作卓有成效。不同部门的齐心协力,大大疏通了信息沟通的渠道,也创造了全社会关心大学生就业的良好氛围。

  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突出表现在高职毕业生就业难。高职(专科)毕业生就业上不去,总体就业率就不可能有大的提高。教育部部长周济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为促进高职专科毕业生就业,4月8日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2004年高职毕业生达147万人,比2003年增加51万人,增幅达53.1%。在此情况下,就业率达到61%,比2003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这样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比就业率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开始进行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的调整,创新就业思路,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如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建筑市场一线工地,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引导毕业生眼睛向下,到2004年5月,实现了毕业生100%就业;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推行“订单式”培养,连年就业率达95%以上;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模块式教学平台,实行“双证书”制度,该校汽车专业98%的毕业生取得高级工证书;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自2004年开始,每个系建立两个以上的就业基地,就业基地成为稳定的需求源;西安外事职业学院配备47名专职人员来作就业工作,在沿海一带还聘请一批兼职人员来帮助学生找工作,在学生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每周组织一次大型招聘会。

  这些积极推进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大就业工作投入力度的高职院校,都取得较高的就业率。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成绩突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率高于90%的高职院校就有13所。他们用实际行动和成绩证明:只要路子走对了,高职毕业生就业并不难。

  西部大开发需要人才,西部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西部就业,从高校的就业教育宣传开始变为毕业生发自内心的自觉选择。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就业无疑是有很强市场竞争力的。2004年清华大学到西部地区和国家重点行业就业的毕业生约占就业人数的33.8%。同时,研究生中,到西部地区和国防军工单位、大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就业的人数占毕业研究生总数的43.6%,均创新高。其中到西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为94人,一半是员。有些重点单位,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年来没有吸收到清华的毕业生,2004年通过双向选择引进了4名毕业生。清华大学热能系博士生黄河,谢绝日本东京一家大公司的邀请,签约了四川巴蜀电力开发公司,他说:“西部给了我大展身手的舞台,有这一点就足够了。”许多毕业生正是像黄河一样,看中了西部广阔的发展舞台。

  说到西部就业,就不得不说西部志愿者。2004年,在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的组织下,两次共选派西部志愿者6212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主旋律由此唱响。

  2004年,吸引和号召毕业生投身西部志愿服务的各项优惠政策逐步落实,教育部出台政策规定,凡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并完成服务期、考核合格的志愿者,符合报考条件,在服务期满后3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可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的政策;在同等条件下招生单位应优先录取。重庆、黑龙江、云南、辽宁等省市都出台具有较强操作性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毕业生投身西部服务计划。

  西部服务计划的顺利进行不仅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报名奔赴西部,而且表现在服务期满的去向方面。据统计,2004年有1700多名一年期志愿者服务期满,其中有200多人自愿留在西部就业或自主创业。西部的广阔需求和多样化、市场化的人才资源配置手段为毕业生扎根西部提供了条件。回到东部和中部就业的毕业生,绝大部分找到了较为理想的就业岗位。志愿服务的经历使他们获得一定的社会经验,培养锻炼了他们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精神,2004年仅苏宁电器集团就招聘了500名西部志愿者,并承诺在2004年到2008年间,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专门招收西部志愿服务计划期满的大学生志愿者。

  2004年,毕业生招聘活动的形式进一步多样化、立体化,以校园招聘会为主体、以大中型双选会和校际联办双选会为辅,现场招聘和网上招聘相结合的招聘格局初步形成。网络招聘因其信息量大、效率高、成本低而受到青睐,发展迅速。

  3月25日至4月25日,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负责的“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全国中小企业网上招聘月”活动,仅3月25日一天的点击量就达到220.18万次;共有799家企业参加招聘会,招聘人数8889人。

  在前几次成功举办的基础上,11月22日至28日,教育部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再次主办“全国大中型企业和2005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网上双选周”。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双选周”期间平均日点击量达675万次,注册企业7415个,招聘岗位23276个,共计招聘约10万人,其中国资委所属企业招聘2.7万人。统计数据显示,毕业生求职行为更加理性,教师职业受到青睐,而片面追求京沪等大城市的倾向在逐步减弱。

  除了此次双选周外,教育部还与信息产业部、建设部分别联合主办信息产业和建设行业毕业生网上“双选周”活动。北京市今年取消了连续多年举办的5场分学科专场招聘会,改为举办“网上双选周”以及多场次的小型分类招聘会。网上招聘会,正为毕业生就业搭建起一个看不见的高效率平台。

  2004年,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服务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个性化指导理念的实践,以及信息化服务手段的应用。

  到2004年底,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网,90%以上的本科院校已经开通就业网。就业信息网在建立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发布需求信息和招聘会信息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网络之外的信息化手段也开始被使用,如电子科技大学在校内安装了大屏幕电子显示屏,实时向毕业生播放各种就业信息和用人单位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首家推出手机定制服务,将各种需求信息以及招聘会信息通过短信“零时差”地传递给毕业生,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时效性。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毕业生就业都将面临困难局面,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确定的2005年目标是不低于2004年同期水平。对此目标,正如周济部长所说:“既非轻而易举,也不是高不可攀,是实事求是的,也是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方能实现的。”

  站在战略角度思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生动体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考虑铸就民族复兴的基础,为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指南,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思路。这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体现的纲领性所在。

  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论述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意见》和“讲话”的显著特色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宗旨,系统阐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要加强和改进、如何加强和改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新时期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基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主体是人,离开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社会进步中最重要的主体力量,发展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时,同样高度关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同志反复强调,人才是社会的各种资源中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开发人才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成为关系当今各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讲话”中,同志强调:“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加强和改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并努力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是对最根本的社会发展动力的激发,是对最关键的社会发展主体的塑造,构成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要素,成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意见》和“讲话”把以人为本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提出来,要求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求以教育人、引导人、关心人、帮助人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等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是在以人为本的新的基点上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发展的。这一新的理念的形成是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落实。

  《意见》和“讲话”凸显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意见》和“讲话”坚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坚持思想政治素质在人的素质构成中的重要性,强调学校教育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坚持实践在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强调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坚持思想政治素质内在构成的多样性、层次性与整体性,强调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全面发展为目标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见》和“讲话”中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教育与培养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不懈探索。

  《意见》和“讲话”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地位。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需要。当今各国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这里说的人才,是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造就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不断培养大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能够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需要。努力实现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明显提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是最富有生机、最富有活力、代表着国家和民族未来和希望的社会群体之一,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明显提高,在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明显提高中具有示范作用、辐射作用、推动作用,是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的重要方面,是全民族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的重要基础。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并对“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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